下乡岁月

诗飘苍穹2018-11-13 15:41:59


下乡岁月

文/张贵远


      今年九月十一日,是沙湖中学74届初、高中毕业生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的号召,涌跃报名下放农村插队落户四十三周年的难忘日子。岁月似流水,虽早已远去,但当时的情景如同电影画面一般仍一幕幕浮现眼前。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一日上午,沙湖镇上好似欢庆重大节日,鞭炮呜响,锣鼓喧天,热闹非凡,在镇委会的精心组织下,举行隆重仪式,大人小孩在街道两旁热烈欢送我们84名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街道房屋的墙上还张贴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知识青年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热烈欢送知识青年下放农村!”等大幅标语。我们胸前戴着大红花,和身边提着行李相送的家人与人们含泪告别,从此踏入社会走向人生新征程。      

     那天上午十点左右,我们走到通顺河边与亲人辞行,在有关人员的引导下,按照父母的职业或所属单位确定的保丰、红垸、纯良三个大队五个安置点,坐上早已等侯多时的生产队的机帆船向着各自的知青安置点开去。黄佑祥、张贵远、张道明、李友权、扬挂仿、彭武成、肖会兰、李友珠、余友玉、吴巧云(10人)分配到纯良一队;余忠祥、陈勇、周云山、巫祥寿、李平、谭柳英、王明珠、刘纯安、陈满琳、扬桂兰、李翠兰(11人)分配到与我们隔河相望的纯良四队;罗家斌、袁建国、吕忠洪、陈德山、韩新建、徐佑林、黄为雄、李水清、彭万霞、张巧玲、张冬芝、徐华琴、陈宝菊、王凤英、陈晓群(16人)分配到红炉三队;黄文斌、李功兵、冯唐生、余四祥、王连生、张雄鹰、罗时顺、刘昌银(已故)、刘元香、彭万珠、王金玉、余玲玲、江敦英、周水秀(14人)分配到红炉五队;刘桂清、刘时俊、刘明秀、唐本立、黄再德、余道金、金学元、朱桃玉、欧林波、欧德林、谢新桥、徐怀义、田代林、路腊生、冯常念、王明强、欧治平、张艳艳、陈爱玲、田金仙、唐本慧、汪琼芳、张加秀、覃炎祥、欧光友、廖昌利、汪家宝、李颂林、彭代林、金学春、钱金生、田玉仙(已故)、李明国(己故)33人分配到保丰渔场,当时同学们也顾不上相互告别,而各奔东西。分配到纯良的知青乘船沿着通顺河向东顺流而下,大约航行十二、三里就到达目的地。在岸边迎接的社员极其热情地为从我们手中接过行李带领我们来到生产队,那时我们的住房尚未开工建造,生产队长就随即将我们每两人一组暂时分散安排到几个农户人家居住。

     中午时分,在生活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生产队还拿出钱来请人专门为我们按照喜宴标准做了两桌丰盛的午宴,刘队长带领副队长、财经队长(黄水清之父)、会计、贫协组长、妇女队长对我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和真诚接纳,其朴实与热情之意实在令年少的我们倍感亲切,对贫下中农的祟敬之情也尤然而生。后来得知,我们所在生产队并不富裕,一个身强体壮的劳动力从早到晚干一天农活才能得到六毛多钱的收入。而人口多、劳力少的农户到年底不仅拿不到分红款,还会产生赤字,倒欠生产队的帐。真可谓是多一个人,就多一份负担,何况一下子去了十个正在长身体、能吃能喝的我们呢,所以,极少数社员对我们的到来产生埋怨情绪,也在情理之中。但对一名李姓地主成份的人说我们是去吃闲饭的,我反驳说,我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不是靠你养活来的!将他顶了回去。午饭过后,我们各自回到住所收拾行李整理完床铺,与所在住户人家吃完晚饭后,便躺在床上思绪万千,浮想联篇,因忙碌一天不久便进入梦乡,在梦里憧憬着美好未来和今后有所作为的愿境。

     下乡时,我们虽被注销了城镇户口成为农村社员,但国家为了减轻生产队的负担,在我们下乡之初拨专款为我们建造住房,第一年内还按月为每人核发粮油定量和下拨生活费,使我们和生产队都解除了生活上的后顾之忧。到农村的几个月后,生产队曾推荐我到大队民办小学担任语文教师,当时因心存一丝私心杂念而婉言谢绝。一是当老师是脑力劳动在生产队属于轻松活,与农村劳动力相比所挣工分较少;二是听说知青下放至少要在农村锻炼两年以上且表现良好才能招工;三是农村生活条件极其艰苦,也想早日招工取得收入減轻父母负担。但七五年秋季,所在大队高我一届高中毕业的回乡青年张北平,经贫下中农推荐上了大学倒是令我羡慕不已,因为上大学不仅能学到更多知识,而且国家还包分配安排工作。

     下乡的第一年里由于我们每月还有一定的生活物质保障及每人每月八块多钱的生活费,除购买粮食、油盐酱醋外,蔬菜和柴禾可向生产队预支领取,加上每月还有五斤猪肉加餐一顿,日子也算过得平和,大家也能团结相处。那时我们十人每人每月轮流三天不拿工分做饭,由于以前在家从没干过家务,虽说是简单的饭菜,刚开始学做饭时,米饭不是夹生了,就是糊锅巴了,菜不是盐放多了,就是味淡了。但大家在一起吃饭时从未相互埋怨过,好似家中兄弟姐妹,在劳作之余嬉戏打闹、谈笑风声、其乐融融。在轮流做饭的日子里,每当我看到门前河里沙湖水运队的客运机帆船从下游的水洪口返回沙湖镇时,便不禁想念起家中父母、姐弟和可爱的外甥。

     下乡的第二年,国家终止了对我们的粮油供应和生活费,日常生活再也不象先前那样无忧无虑了,只能定期找生产队预支粮油、蔬菜、柴禾和小额钱款用于购买油盐酱醋等生活必需品。有时没有下饭之菜,就买些咸菜就饭或用米汤加点油盐酱油泡饭,至今想起也感心酸,但这事我从不告诉家人,以免大人为之操心。也许当时家人早已听说过此事,我每次回家时,慈祥的老母亲就会拿出平时舍不得用的肉票走到街上割上几两瘦肉(当时城镇居民每人每月凭票供应半斤猪肉),单独为我做一碗肉丝汤并淋上几滴香油,那味道极其鲜美,我则借口说吃不完而留给弟弟一点。在返回生产队临出家门前,老母亲还会塞给我二、三元钱以备零用,每到这时我都会潸然泪下,几次曾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在农村努力干活,好好表现早日参加工作挣钱,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也有家庭条件稍好一点的彭武成,他奶奶时常托人为他捎点带肉的炒菜来,我们发现后便一顿和他一扫而光。因生活极度困苦,我还与伙伴们干过两件至今深感愧疚之事,一是有一天深夜,我和扬桂仿、余友玉到一农户的自留地里采摘了豆角、茄子,第二天在上工的路上看到刘继仿的母亲指责相邻菜地的妇女偷摘了自家蔬菜,听后才知我们偷摘的是谁家的菜,还让別人受冤背了黑锅。二是有一天一只老母鸡跑到我们住屋觅食,一名男生将鸡捉住后藏到屋里,我们几名男生便连夜将鸡宰杀炖煮饱食了一顿,并将鸡毛鸡骨埋到屋后,后来倒也没听说过谁家丟鸡之事。

     那时,我们知青最喜欢外出上水利挑土挖沟或加夜班打麦子稻谷了。上水利期间虽说累点,除了挣工分每天还另有两毛钱的生活补助费,也无须自已做饭,每顿能吃上两碗当年新米做的大米饭和用油较多的素炒蔬菜。打麦子稻谷虽脏点,晚上下工后可再吃一顿宵夜饭,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感到很知足的。由于干农活较累,饭量有所增加,在外和社员们一起就餐时,关系较好的人怕我们挨饿,还告诉了我们“一、二、三”快速吃饭法,也就是第一次盛半碗米饭,吃完半碗后第二次盛上一堆碗,吃完第二碗如锅里还有米饭就再盛上一小碗吃个大饱,若锅里没饭了也吃了个大半饱,倘若吃饭慢了或不采用此法就会饿肚皮。在农村的日子里我们手头拮据,每次回家或返回生产队连花两毛钱坐船都不舍,大都步行。不过返队时,男生倒是舍得买上两包两毛多钱一盒的香烟分支递给乡亲,女生则带点糖块分发给邻居的孩子们。 

     我在农村虽然只渡过了短短的两年零四个月,经过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请教和艰苦磨练,从一名身材弱小,不懂任何农作的所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城镇青年,逐渐成长为 掌握采摘棉花、除虫喷药、插秧割稻、挖沟开渠等多种农活和能承受繁重体力劳动的头等劳力,所挣工分也由最初的每天六分,增加到后来的十二分。连续两年被评为沙湖公社知识青年先进个人,得到了生产队和贫下中农的认可。在沙湖镇上出席表彰会时,见到同学或相识的知青,都从内心为对方感到骄傲和自豪,并相互鼓励以后有所作为,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下旬,我在离生产队二十多里开外的挖河工地,接到大队专门派人传达要我回生产队办理招工手续的通知,随后与十几名其他安置点的知青,被招收到江汉油田成为当时人们较为羡慕的石油工人,而与朝夕相处两年多的伙伴及乡亲们分別。后来国家下达政策,知青们都相继招工走上工作岗位,在不同的战线上为建设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加瓦,作出应有贡献。下乡时期,虽谈不上是燃烧的岁月,但那段经历如同烙印令人难忘。它使我们深深体会到人生的不易 、生活的艰难,不仅磨练了坚强的意志,而且具备了不畏艰难、奋发向上、老实做人、踏实干事的可贵品德,也为以后走好人生之路积累了宝贵精神财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写于二零一七年九月      

上水利

文/张贵远


     “上水利”,对于众多人而言是三个非常陌生的字眼,但对于70年代及以前的沙湖知青、回乡青年和农村社员是再熟悉不过的了。上水利,简言之就是到填沟、挖渠、开河乃至掘江工地上干活,当时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除疫去害,消灭血吸虫;二是排涝抗灾,促进粮食增产丰收,这也是那个时代人们战天斗地的伟大创举和历史产物。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在1958年7月1日,“在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写下了《送瘟神》(七律二首)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月八千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其二   “春风扬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还作过“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题字,足已可见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当时对这两件关系民生的大事是何等重视!

     沙湖所辖行政区域的水资源非常丰富,沟渠遍布,过去因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盛产稻米和鱼类而远近闻名,也是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但也是血吸虫疫情的重灾区。血吸虫是一种寄生在钉螺里,肉眼看不见的小虫子,当人们在有钉螺的水域里捕鱼捞虾、采摘野生植物或是在水田里插秧时,血吸虫的幼虫尾蚴就会使人毫无知觉地从毛孔中进入体内并钻进血管,吸吮人的血液并大量繁殖,破坏肝脾功能,导致肝脾肿大、肝硬化和腹水等症状,从而得上“大肚子”病,不仅使人丧失劳动能力,如不在早期发现并及时治疗还会丧失性命。

     70年代在下乡期间,每年的九月至来年的三月,就是农村上水利的最佳时期,一来那时是农闲时节,生产队可组织大量的劳动力奔赴水利建设第一线;二来那是少雨季节,可减少排水、清淤的工作量,提高工效。根据血吸虫疫情和沟渠规模,一般采用两种方法消灭钉螺根除血吸虫,一是填埋法。就是紧挨着有钉螺的小型老旧沟渠开挖一条新渠,利用所取之土直接填埋、压实老旧沟渠,使钉螺不能存活,从而消灭血吸虫;二是清淤晾晒法。对于大型水渠,为减少工作量,要将老水渠底层的淤泥清尽,直至挖到硬土层,用滑锹和铁锹将淤泥甩到渠边的远处,长期晾晒使之干涸,以达到灭螺的目的,经过改挖的水渠也同新渠一般。无论采用何种灭螺方法,一个壮劳力每天至少要开挖十二立方米的土方量,由记工员丈量收方后才算完成任务,其劳动强度可想而知。

     提到滑锹,不能不说那是纯良大队贫下中农自创的一项小改小革的实用性成果。在开挖淤泥和粘土时,铁锹极易被沾粘使人无法施展力气,导致工效低下。贫下中农就按铁锹形状,用柳木制成木锹,以铁皮包住锹口,再刷桐油防腐隔水。在开挖沟渠表层时,先用滑锹象切豆腐似的清除淤泥和粘土,不仅省力而且工效大增,底层硬土则用铁锹挖掘。那时我们上水利都是自带双锹,远处的社员还不解的问过这是何物。给他们说明用途后,这种滑锹以后也在水利工地逐渐推广开来。

    由于上水利的劳动强度较大,大都由生产队的男性壮劳力完成,而且要自带行李、粮草等生活物品吃住在工地。工棚用木桩、芦苇、油毛毡搭建,能遮风挡雨就成。床铺就是在地里挖上“"川”字形的坑,上面铺上捆扎的玉米秸杆和轻软的稻草。睡觉时两人自愿组合,一人的被子垫在下面,另一人的被子盖在上面。为防止被子压实,过几天便再互换,以维持被子的轻软和保暖性。如水利工地附近有农户,便租上几间就地铺上稻草打成地铺。每天三餐由一至二人专门做饭,那时的饭菜十分简单,每天就只有萝卜、白菜、包菜之类的蔬菜,不过吃的是当年生产队自产的新米,炒菜用的油量较大,加之干的重体力活,每顿端起饭碗都能吃它两三碗,而且感觉特别香甜可口有滋有味,有时就着腌菜也能吃完两大碗。洗澡在那时是奢望,虽然每天累的汗流浃背,晚上有盆热水擦洗身子,洗洗脸脚那就很是不错了。

     尽管上水利要付出繁重的体力,生活条件也十分艰苦,但我们知青和回乡青年都愿前往。一是不用做饭,无须为柴、米、油、盐、菜发愁;二是所挣工分较高,一天能和壮劳力一样得到同样的工分,而且每天还有两毛钱的生活补助;三是吃饭不限量,每天能管饱,这在当时也是难得的待遇。

     75年夏季,沙湖地区连降暴雨,通顺河水急剧上涨,汹涌的浪涛无情地拍打着河岸,大有“水漫金山”之势和溃堤之险。我作为纯良大队民兵连突击队的一员,曾参加保卫家乡的抗洪抢险,连续三天三夜轮番冒着磅礴大雨,争分夺秒,赤脚用箢箕挑土装进草包加固堤坝,雨水和汗水相互交溶顺头而下,眼睛都难以睁开。风停雨住之时,在沙湖闸附近从船上搬卸过水泥、石块加固闸口护坡,肩上扛过两袋计二百斤重的水泥,挑过二百多斤重的石块(由水闸看护人员过磅,按重量向大队划拨费用),为保卫家乡取得抗洪抢险的最后胜利尽过一份微薄之力。现在回想起来,当初不知是何种精神和力量,支撑着瘦弱的身体,肩负重担,挺直腰背爬坡前行。

     76年9月至12月,我被派往到离生产队二十多里的地方开过江。那是沔阳县组织的大型引水水利建设工程,那场景是人海战术的典范。从远望去人多的好似蚂蚁搬家一样来回穿梭于掘江工地,完全是靠人们以蚂蚁啃骨头的精神,用铁锹和箢箕,一锹锹,一担担,挑挖出一段人工江河。是要用那裹携着泥沙的江水浇灌沙湖美丽而又富饶的沃土,以永葆鱼米之乡的美誉。只可惜我在12月底招工到油田,没能亲眼目睹江河之水涌入人造江河波澜壮阔的场景。

     在开江工地干活时,曾听说別的生产队有的社员因吃了“黑线鼠”爬过的饭菜,而染上“出血热”,因抢救不及而亡之事。其实那是一种致死率极高的急性传染病,当时也是谈虎色变。为了彻底根除此类疾病,工地上开展了食品卫生宣传和大规模的灭鼠运动,采取了烟熏、水灌、投药等措施,消除了鼠患,制止了疾病的蔓延。由此可见,那段人工江河不仅注入了广大贫下中农辛勤的汗水,还有逝者的生命,其代价可谓极其高昂。

     参加工作后,国家为彻底根治血吸虫病,还对来自疫区的油田职工进行过体检,一旦查出身患此病,一是免费治疗,还有生活补助费;二是治病期间享受工伤待遇,工资奖金分文不少。值得幸庆的是,本人先后在江汉油田、中原油田接受过两次血吸虫病专项体查,并未感染此疾,但也从内心无比感激党和国家对疫区人民无微不至的关怀!

     兴许是“瘟神” 后又回潮,听同学所言,初、高中各有一位同学,就不幸先后染上血吸虫病,前者在事业有成之际英年早逝,后者在安居乐业之时撒手人寰,实在令人挽惜。但愿他们的在天之灵不再经受“小虫”袭扰,早日寻找到安息之处。


二O一七年十一月写于濮阳

打药水

文/张贵远


     现如今,在人们一日三餐的饮食上稍不留神就会受到残留农药、过量化肥、滥用催长剂、保鲜剂、防腐剂等诸多化学品之害,都特别关注食品安全与卫生。买菜欲买不打农药、不上化肥,只施农家肥的有机蔬菜,买粮想买无公害粮食,买鱼要看是否野生的,买鸡鸭猪肉要买生长期长的土鸡、土鸭、土猪肉,买包装类食品要看是不是标注了“绿色”的……。与购买普通蔬果、鸡鸭鱼肉之类的食材相比,自然掏的钱也更多一些。其实无论是蔬菜、瓜果,还是粮食,包括喂鸡、养鸭、喂猪制作饲料的原料在生长过程中都需要充足的养分,老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农作物也有天敌,难免要染病、遭受病虫害,都要施肥、打药才能茁壮成长,最终成为人们餐桌上享用的食物。

     早在70年代或许更早几年,农药、化肥就已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上。在下乡的头一年里,因难以胜任技术含量较高的农活和承受繁重的体力劳动,生产队长出于对知青的关心和照顾,就派我们与生产队的女青年一道打药水,也就是往农作上喷洒农药,防治病虫害,以提高农作物的产量。

    打药水在农村属轻松活,到沟渠边往背负式喷雾器的药箱里灌满水,由技术员用吸管在农药瓶里吸上一定剂量的农药加到药箱里,然后顺着风向,对着棉花或水稻等农作物喷洒药水。记得当时生产队的农业技术员叫唐学富,他全家和另外几户人家都是服从大局听从政府安排,含泪离开祖祖辈辈耕种的土地,从丹江口水库规划的淹沒库区移民到纯良大队的。他虽然只有初中文化,但办事特别认真负责,在配制药水时,严格按照农药瓶上的使用说明经过仔细计算配制药水,可谓分毫不差。南方空气湿润,在适宜生长的季节,早上农作物上都挂着晶莹的露珠,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亮,但过早施药则不利于农作物叶片、杆茎的附着和吸收,一般要等太阳出来,待露水蒸发后才能喷药。

     说到丹江口水库和移民,不由得从内心敬仰、怀念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他老人家的英明领导下,我国政府高膽远瞩,早在五十多年前(1958年9月1日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开工)就深谋远虑地制定了解决老百姓安全饮水之策。要不然现在南水北调之水从何而来,饮用水严重缺乏的北京、天津、河南、河北4个省市的20多座大中城市约六千万人也不可能喝上“亚洲天池”丹江口水库甘甜洁净之水。喝水不忘挖井人,让我们永远铭记党和毛主席的恩情!还有当时因建设丹江口水库需要而移民的众多百姓,他们舍小家顾大家,政府一声号令就举家迁移遥远而又陌生的他乡,那种情怀与觉悟至今也应受到赞赏。

     俗话说,一日之计在于晨。夏季的早上,正是实施物理除虫的大好时机。棉蛉虫的成虫蛾子,特別喜欢柳树叶散发的气味,一到晚上就飞到柳叶多的地方过夜,根据这一习性,我们将采集的柳叶扎成小把,挂在树技上均匀地插在棉田里。每天一大早就拿着塑料薄膜自制的塑料袋,将钻进柳叶里的蛾子倒入袋中,然后到水沟边往袋子里灌水,从而将蛾子淹死,以免它产下幼虫袭扰棉花的正常生长。棉蛉虫一旦钻进尚未成熟的棉桃里,如同住进了“粮仓”,药物对它们也没有任何作用,这个棉桃就再也长不出棉花了,只有及早喷药才能将其杀灭。

       那时是高度计划经济时期,上头对农药、化肥是按生产队农作物种植种类和田亩计划供应的,也就是种了多少亩棉花和水稻调拨相应类型、数量的农药和化肥。虽然对农作物也喷药、施肥,应该严格控制在安全剂量范围之内的,加之农作物在自然生长期内农药能有效分解,其残留已降低到最低限度。当时条件有限,我们打农药时也没戴口罩,更没有穿什么防护服,七天发一块一毛七分钱的“棉桃牌”香皂也舍不得用来洗手,打完药水在水沟边洗洗手脚也就完事了。那时的化肥叫“尿素”,如同颗粒状的白糖一样,大都是从日本进口的,主要撒在稻田里,对粮食增产效果特別明显,但供应十分紧缺。如果家里有人能为生产队买到计划外的化肥,不仅有工分而且还能出差回家歇上几天 。

     打药水虽说是轻松活,但背着30多斤重的药水,还要用左手不停地用劲上下加压,在田间地头喷洒一天,也是比较辛苦的。当看到喷洒的药水吸附在农作物上,能有效杀灭害虫,生产队的庄稼日后能增产丰收,心里也充满企盼。

   在记忆里,那时使用的农药主要有“丙酮”、“乐果”、“敌敌畏”、“1059”、“66粉”等,有的是为农作物防病的,有的是灭虫的。而“敌敌畏”、“1059”、“66粉”还是毒性较大的农药,但当时很少听说蔬果、粮食上有什么农药残留,也许那时的人们还缺乏相应的了解,残留肯定是有的。而现在使用的农药毒性还没有过去那么大,为何残留不减反增呢?本人非农业技术人员,自以为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现在的农药市场管控不严,从而导致滥用现象;二是只求速灭,过量使用,不计后果;三是只追求眼前利益,采用各种手段缩短了大部分农作物的生长期,致使农药、化肥难以充分挥发、降解,从而导致较高剂量残留,给食品安全埋下隐患。

      本文只是引领当年的帅哥、靓妹回望在广阔天地打药水以及相关之事,至于解决食品安全问题,那是国家有关部门的职责所在,也期望早日得到彻底根治。


 写于二零一八年一月

作者简介

张贵远 1956年9月出生,仙桃市沙湖镇人。1974年9月下乡,1977年1月招工到江汉油田,1982年3月调中原油田,长期从事人力资源管理,高级经济师,爱好文学创作,现住河南濮阳市。


识别二维码关注我们